属地:余姚市保护单位:余姚市艺术剧院分布区域:以余姚市境内为主,同时分布于慈溪市中西部地区及上虞市曹娥江以东地区。
姚剧,仿佛是一壶又纯又香的陈年老酒,喝了使人回味无穷;又似余姚的母亲河姚江水悠远流长,令人念念不忘;它是浙江区域文化的一朵烂漫山花,四季连绵,生生不息。
姚剧,是长江三角洲吴语系滩簧类剧种的一个重要支脉,迄今为止已有250余年的历史。而如今,姚剧有望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成为“国宝”。历经曲折,姚剧犹如傲霜的腊梅,迎风怒放。
5月初的这一天,阳光明媚。怀揣着对姚剧的好奇、新鲜与敬意,记者一行人兴冲冲来到了余姚市艺术剧院。很幸运,我们恰巧遇到了姚剧的代表传人之一沈守良先生。经过一天的采访,经过对浩瀚史料的查阅梳理,终于初步领略了姚剧艺术的魅力。姚剧传承人:艺术人生,不解之缘
1961年的一天,对于沈守良来说,对他的一生具有重大意义。那一年,由于家里经济拮据,沈守良中途辍学,刚好余姚姚剧团吸收演员,经考试,他顺利入取。从第一眼起,鲜活生动的姚剧便深深地扎根在他心里,在以后的岁月里纠缠不休,融入血脉之中。
一开始,他并没有正规的师傅,只是在前辈们练功表演的时候,静静地站在一旁观赏揣摩,看到兴头上,忍不住跟着哼唱,独自乐在其中。偶尔也有机会顶替小角色,迫不及待地上台演练一番。直到后来,他正式拜姚剧前辈商福祥为师。还记得夏天的晚上,师傅躺在天井里的躺椅上,而他坐在身旁替师傅扇风纳凉,师傅唱一句,他跟一句,等到夜深人静,别人都已入眠的时候,他却守在孤灯下把唱词都记录下来。第二天晚上,他再唱给师傅听,让他检验学习成果。就是这样,他学会了大多数姚剧曲目。仅仅一年半后,他便转正成为一名正式的演员。
在沈守良的记忆中,印象最深刻的演出之一,是1963年进上海大世界,这是姚剧团第一次进沪,面对大都市的观众,演员们的心里都有些发慌。没料到,现场演出观众云集,掌声如潮。而后岁月里,第一次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录音剧目《三认输》,第一次到上海电视台现场直播演出,第一次在中国唱片公司灌制唱片……很多个第一次,让他萌发了推广姚剧的念头。
最难忘的一段日子,要数1963年到1967年间,几到四明山,送戏上山。那时,演员们踊跃报名,假如不被批准,会觉得很难过。每到一个村,村民们都敲锣打鼓夹道欢迎,大家往往一住就是两三个月,与村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1965年,寒冬腊月,全国正值学习焦裕禄精神,沈守良听了他的事迹分外感动。晚上异常寒冷,连棉衣、眉毛都结成了冰,他点着蜡烛,不到十天的时间写成了姚剧《焦裕禄》。演出后,许多观众都流下了感动的泪水。
1976年,经文革浩劫的姚剧团重建,老演员们纷纷返团,并开始招新团员。1977年,排演《枫叶红了》时,沈守良生了一场大病,作为男主角的他,带病连演33场,上场时忘记病痛,精神百倍,下场时浑身骨头都像散了架。
1979年到1988年,沈守良担任姚剧团团长以后,逐渐离开了前台表演,着力于姚剧音乐唱腔的改革,致力于姚剧的传承与发扬。
目前,姚剧的代表性传承人只有现为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、余姚市姚剧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沈守良,以及如今担任余姚市艺术剧院院长的寿建立,但是更多的优秀年轻演员纷纷涌现,将为姚剧的传承发扬起到重要作用。姚剧历史:源远流长,人文荟萃
姚剧原称“余姚滩潢”。是越地的民间歌舞和说唱活动形式,内容丰富多彩, “余姚滩簧”在苏浙沪享有盛名,最有特色。原姚北地区,就是姚滩的发源地。
邑人学者姚业鑫先生在《名邑余姚》一书中介绍:姚滩由民间歌舞和说唱逐渐发展成民间小戏,俗称“灯班”,或称“灯戏”。 “灯戏”多在元宵灯节时上演,后来发展到其他节日活动。清时出现了职业性灯班,如乾隆时的“才华班”,规模较大,角色齐全。
1830年前后,灯班向外发展,又有了“串客”、 “花鼓”、 “鹦哥”等名称。 “鹦哥班”以其大段对白、清唱及巧嘴伶俐而著称。
徐珂《清稗类钞》中曾提到“余姚灯班”艺人陈桐香到苏州、无锡等地演出。清道光年间,新界朱仙桥(现划慈溪市)人陈纪成,曾组织滩簧班子,在姚北一带聚演。清光绪初年,艺人马楠木等进入上海,与苏滩、沪滩等滩簧剧种互相影响,吸收消化外来剧种的部分剧目与乐曲, “鹦哥班”终于成熟,形成其独特的乡土风味,被称为“余姚滩簧”。
从灯班出现开始,姚滩就已是“四花” (生角)、四旦、三后场(乐队,司二胡、三弦、月琴)、一里厢(走台,即道具),共12人的规模。这种“四花”、 “四旦”的阵容,被称为“八勿拆”。这种结构模式一直保留下来。姚滩早期的剧目,除《王妈妈》、 《卖花线》等来自车子灯、采茶篮这类民间歌舞演唱外,也有绍兴大班的剧目,如《双贵图》、 《宝莲灯》、 《两重恩》、 《珍珠塔》,被称为四整本,艺人用绍兴大班的曲调演唱。到了成熟时期就多以“对子戏”为主,一花一旦演唱,如《双落发》、《打窗楼》等,约有70余本,成为姚滩的传统剧目。
姚滩艺人多数是农民与手工业者,如漆匠、簟匠、泥水匠、棕棚匠等,闲季组班。姚滩道具十分简单,一块手帕、一把扇子便可粉墨登场,加之人数少,很适合在农村演出,在野外倒置几只稻桶,上铺木板即可作为演出场地。
新中国成立以后,部分艺人对姚滩的内容和演出形式进行了改革,如排演现代剧目,实行男女合演等。1953年2月,以黄承炳为首的17名姚滩艺人,在当地文化主管部门的扶植下,组建“余姚滩簧小组”。1956年, “姚滩”定名为“姚剧”剧种,同年成立专业“余姚姚剧团”。姚剧艺术:淳朴优美,通俗易懂
姚剧传统剧目,大多为反映平民生活、男女爱情的“对子戏”或“三小戏”,沿袭用余姚方言所唱。内容通俗易懂,民间词汇丰富,乡土气息浓郁。有民谣“看了余姚鹦哥班,男人忘记落田贩,女人忘记进灶间”。艺术魅力可见一斑。
姚剧传统表演风格一向没有严格的戏曲程式约束,注重角色性格的刻画和人物情感的自然流露,并寓幽默、风趣、诙谐于唱、念、表演之中。沈守良告诉记者,姚剧的每位表演者都可以是唱腔曲调的创造者,即使是他师傅教授的时候,随着心情的不同,同样的一句唱词可以唱得高亢激昂,也可以低沉悲伤,并没有太固定的规则。尤其在故事性较强的“对子戏”中,更带有浓厚的说唱艺术特点。
从1953年起,姚剧传统剧目逐渐退出,清装戏、近现代戏迅速崛起,姚剧的表演艺术在博采众长中不断进步,形成了接近“话剧加唱”的现实主义表演特征。
姚滩的唱腔淳朴优美,节奏明快,由基本调和小调两部分构成。基本调常用的是“平四”和“紧板”。曲体为“起、平、落”形式,平腔只用清板演唱,男女同调异腔,转换自然,女调的“平四”下韵,常衬有“嗳嗳唷”的衬音,清亮委婉,富有特色。 “平四”一般用于叙述性唱词,较抒情,可以表达不同的感情; “紧板”多用于剧情紧张、气氛热烈的场面。另一类是从基本调派生的各种“花腔”以及小调。小调中或为江南民歌,或为明清俚曲,常用的有《夜夜游》、《小扳艄》、 《紫竹调》、 《对花十送》、 《五更调》等,音色醇厚,节奏轻快,雅俗共赏。沈守良先生现场为我们演示了“平四”和“紧板”的区别,在他沉醉的示唱中,我们被深深感染。
姚滩的行档简单,分“花脸”和“旦堂”,全由男角扮演。花脸即一切生角,不分年龄和文武,但在身份上有所区分,文人秀士穿长衫,戴西瓜顶帽,叫“长衫花脸”;劳动者穿短衫,戴绍兴毡帽,系竹裙,叫“短衫花脸”或“草花脸”。旦堂有两种,上年纪系彩裙的叫“上旦”,年轻姑娘叫“下旦”。姚剧发展:长唱不衰,发扬光大
从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,较有名的历代姚滩艺人共146人。其中余姚横河(今属慈溪)艺人虞才华为班主的“才华班”,当属现有史料中可供考查的最早姚滩班社。新中国成立以来,陆续有七代姚剧演员。
第一代演员(解放前开始演出),主要有黄承炳、胡家良、孙春阳、刘芙蓉等。
第二代演员(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演出),主要有费凤鸣、胡勇棣、胡秀文、叶庆苏等。
第三代演员(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演出),主要有沈守良、许竹安、陆宝娣、邵小民等。
第四代演员(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开始演出),主要有寿建立、宋方正、周蕾等。
第五代演员(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开始演出),主要有洪学先、王新昌、陆琴儿、张凤英等。
第六代演员(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演出),主要有王育红、张文军、柯东琴等。
第七代演员(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演出),主要有楼利辉、黄利明、甘银宝等。
如今,人们精神文化生活日益多样化,传统文化受到现代文化浪潮的强烈冲击,戏曲观众加速分流,尤其是青少年离戏曲越来越远。而相对冷寂的戏曲现状,也导致很多家长不愿子女从事戏曲这一职业,后继乏人。如此,姚剧剧种惟一专业团体———余姚市艺术剧院姚剧团,势必肩负起传承发扬的艰巨任务。
文史资料的收集、出版,开办余姚市职业技术学校姚剧专业班,成立姚剧研究会,在广播电台开办姚剧知识讲座和曲目教唱,开展“姚剧进校园”活动等等,都是保护发展姚剧的有力措施。
为拓展市场,姚剧又走进了城市,走进了校园,他们曾到北京、上海、杭州、香港等地以及30多所著名大学演出,受到热情追捧。 《女儿大了,桃花开了》成为上海市教委开展“高雅艺术进校园”活动的推荐剧目。该剧在华东理工大学献演时,可容纳1500人的大礼堂涌进近2000人,不少学生站着看完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演出。在素有高雅艺术殿堂之称的上海音乐学院贺绿汀音乐厅,《母亲》演出结束时,演员谢幕3次,观众不肯离去。
姚剧同样获得了专家的高度评价。 《龙铁头出山》获中宣部“五个一”工程提名奖; 《传孙楼》获全国现代戏观摩演出5项大奖; 《女儿大了,桃花开了》获得中国人口文化奖铜奖、浙江省“五个一”工程作品奖、浙江省第九届戏剧节优秀新剧目奖; 《兰花女》剧本获得第三届中国戏剧文学奖铜奖; 《母亲》获得第九届中国戏剧节优秀入选剧目和优秀音乐奖、剧本获第四届中国戏剧文学奖银奖……
假如姚剧顺利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,相信定会有更多的人喜欢它表演它传承它,成为大众的宝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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